开埠前后的宜昌码头

以“川鄂咽喉”著称的宜昌，地处长江之滨西陵峡口，历来水运地位十分重要。因之而兴的宜昌码头折射了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，描绘了异彩纷呈的人文画卷。

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《东湖（宜昌）县志》里的县沟衢图，可见江边城门与码头相连

清末宜昌江边旧码头

清末宜昌江边人物

1876年开埠前，宜昌就已建成国内极为鲜见的码头城。随着清咸丰年间“川盐济楚”政策的施行，长江航运日渐繁盛。明洪武十二年（1377年）修筑的宜昌老城墙沿江而建，城高二丈八尺，城墙周长八百六十三丈，设有八个城门，其中六个城门靠近或滨临长江，与江边码头贯通。长期以来，由于长江三峡险滩急流制约长江航运，纤夫拉船运输成本很高，宜昌码头还较为冷清。直到清咸丰二年（1853年）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，淮盐上行受阻，清政府才允许川盐大量下运，使宜昌码头运量陡增。一时在宜昌倒载、换装、揽货、休整的船只数以千计，船民船工达万人以上。以致舟船从上河街（板桥）一直排到大南门、二马路河坡一带，帆樯林立、鳞次栉比。江面上，“日有千人拱手，夜有万盏明灯”。

清末宜昌江边洋码头

清末外国人的商船驶入宜昌

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，轮船水运迅速兴起。1878年，招商局租轮船驶抵宜昌，开辟汉口至宜昌航线。1880年以后，英商太古洋行、怡和洋行，日商大阪洋行的轮船相继加入此航线。至辛亥革命前夕，先后来宜昌经营轮船业务的公司和洋行11家，其中包括8家外商，进出宜昌码头的轮船每年400余艘次。自此，宜昌作为接通长江中上游的轮船运输交接点，日益显示其水运交通地位的重要。

上世纪20年代宜昌江景

20世纪20年代以后，宜昌至荆、湘各地的短途小火轮航运兴起。有雷正富在大南门首次成立码头公司，设趸船上下客货，这是当时宜昌夏季以外唯一能直接停靠轮船的码头，进一步带动了宜昌港口的规范经营和竞争。当时，宜昌大南门以上形成码头18处，从北门外三江沿岸直至大南门，绵延十余里，聚集码头工人4000余人，加上非正式的（俗称散扁担）超过6000人，而且这些船户船民相互结为川楚八帮和湘帮，各划地段，招揽客货，使得沿江一带昼夜鼎沸，热闹非凡。起卸货物多以瓷器、草纸、粮食、青果、煤炭、木料和杂货为大宗。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宜昌港的吞吐量增长了7倍。

上世纪20年代宜昌江滩装卸货物

1932年的宜昌大南门驿码头

水上运输的发展也拓展了宜昌港区和城区的范围，码头群逐步从大南门沿江向下延伸至大公桥并远及万寿桥江岸一带。招商局、川江、三北等轮船公司，太古、怡和、隆茂、大阪、聚福等英、日、法洋行，以及经营石油储运的美孚、亚细亚、德士古3家公司，均在沿江一带建造办公楼、仓库、货栈、油池（油罐）和码头等设施，使新区域的码头岸线长达六七华里。由于这一带江边矗立的高楼都是“洋行”，江心停泊的都是“洋船”，所起卸搬运的又都是“洋货”，因此，宜昌人也将这一带称之为“洋码头”。

上世纪20年代英商太古洋行老板在宜昌江滩

宜昌洋码头与旧码头接壤，由上而下沿江依次是：驿码头、招商局码头、二马路码头、大阪洋行码头、隆茂洋行码头、邮局码头、海关码头、太古洋行码头、怡和洋行码头、聚福洋行码头、普济医院码头、捷江公司码头、一马路码头、一马路下码头、大碑巷码头、内地会码头、三北公司码头、三北台子码头、民生公司码头、川江公司码头、验关房码头和盐局码头。由于城区北岸滩宽水浅，除夏季涨水期外，其他季节轮船均无法泊岸，只能抛锚江心作业，客货全赖划驳转运。枯水季节的宜昌江段，大小轮船都停泊于江心，连绵十数里，蔚为壮观。

上世纪20年代宜昌码头木船集群

上世纪20年代宜昌江边轮船、木船、吊脚楼和广告相映成趣

与宜昌旧码头向城内紧密相连，并一直往新码头延伸的是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吊脚楼。吊脚楼临江、齐街、倚坡、悬空而建，绵延三四里，临街的一面，各种小商店中夹着不少茶楼，这是适应船工、小商贩、码头工人的需要发展起来的。有些吊脚楼茶馆临江一面，可撑开简陋的窗板，看到江上的风光，更重要的是茶客可看到船上、码头和江滩有什么生意与活计可做。每逢端午节看龙舟赛、登高看稀奇、鬼节夜晚观看满江漂流的荷花灯等等，江边的吊脚楼俨然成了当时的观景台。它们与旧码头、洋码头、木船、轮船和江滩辛勤劳作的人群交相辉映，共同绘就了旧时宜昌码头的繁荣图景。

原文链接：开埠前后的宜昌码头

来源：读档微信号 作者：程锡勇 单位：宜昌市档案局（馆）

图片由宜昌市档案馆提供

（责任编辑 朱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