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并不清楚，认为一个案件只要有证人，就可以定罪了。事实上，这样说并不准确。当然，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，能够单独直接说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，因此具有很高的证明价值。但同时，言词证据也以其不稳定性为人所知，其很容易出现歪曲失真的现象。特别是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，由于缺少交叉询问，更应该仔细审查证人证言的实质内容和笔录的形式。

首先，证人证言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。只有证人亲身感知的事件，才能保证其观察、记忆的真实性。相对，如果证人只是从他人处听说的案情则属于传来证据。例如，在强奸案这样的一对一案件中，被害人在事发后往往会与亲友诉说经历，此时亲友所提供的言词证据就并非来自其亲身感知，其真实性完全依赖于被害人陈述。因此，即便这样的证人再多，也不能提升证据的证明价值。另外，对证人的猜测、评论、推断性证言也要综合案情，分析意见证据是否符合一般生活经验。例如，有过吸毒史的人闻到他人身上的特殊气味去举报他人吸毒。对于证人证言要仔细审查其来源，对于任意猜测、道听途说、来源不明的证人证言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

其次，要考虑证人的作证能力。如证人的生理状况或者精神状态。前者例如色盲无法对涉案物品进行辨别区分（如黄绿色盲对肇事车辆是黄色还是绿色的证言），又如未成年人的证言是否符合其年龄、智力的认知情况。由于未成年人的记忆容易受到环境影响，进而扭曲，因此还要考虑询问人员是否提过诱导性问题。后者例如处于醉酒、麻醉、吸毒状态的人，由于不能正确感知与表达，其提供的言辞证据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

再次，要考虑证人是否与当事人或者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。如果证言中含有重大偏见，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其证明价值。例如证人与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一方的亲属或者仇人，就很可能做出一些不实的陈述，夸大案件事实甚至是对案情的扭曲。再例如，犯罪集团中，对犯罪的组织、指挥者是谁的判定，会影响到相关人的定罪量刑，因此同为犯罪嫌疑人的相互指认、推责更应该结合相关证据综合认定。

另外，对证言的笔录形式的审查，要关注询问证人是否个别进行、询问未成年证人时，是否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、书面证言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、询问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、文字的证人，是否提供翻译人员。

最后，对于证言的内容来说，要看证人证言前后陈述是否稳定，是否存在矛盾；与其他证人证言或者实物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。对于矛盾之处能否做出合理解释，能否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。对于证言的矛盾之处，相关各方可以提出异议，如果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，法院会通知其出庭作证，经人民法院通知，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，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，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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